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依靠创新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
3月9日晚，围绕推进产业链协同创新这一热点话题，中国冶金报社邀请钢铁行业及上下游行业部分代表、委员参加两会视频集体“云”采访。
3月9日，来自钢铁行业的7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姜维，通过视频连线“云聚”中国冶金报社两会会客厅。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冶金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陈玉千带领中国冶金报社两会报道组通过视频对代表和委员进行了采访。
全国政协委员，钢协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全国人大代表，太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祥明；全国人大代表，建龙集团董事长、总裁张志祥；全国人大代表，宝武集团中南钢铁总裁、党委副书记李世平；全国人大代表、天工国际董事局主席朱小坤；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原校长赵继；全国政协委员，鞍钢集团钒钛（钢铁）研究院一级专家、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办公室副主任孙朝晖等7位代表、委员，“云”端论道，金句频出，可谓有问、有答、有妙评，有思、有策、有信心。
《中国冶金报》记者：目前，我国钢铁与装备协同进展现状怎样？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加强自主创新和上下游协同创新？
高祥明：
改革开放以来，钢铁行业与装备制造业共同努力，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国钢铁企业先进技术装备的水平得到了快速发展，国产化程度越来越高。以太钢的情况来看，我们大力推进技术升级改造和主体装备及备品备件的国产化，实现了装备的大型化、工艺的现代化、生产的高效化，大幅降低了吨钢投资和设备运行维护成本。
目前，我国在冶金先进技术装备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先进自动控制软件和系统仍有欠缺，部分轧钢工艺技术水平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差距，部分先进装备需要进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落实在2020高质量发展·装备与钢铁同行冶金先进技术装备交流研讨会上形成的“富拉尔基共识”，深化钢铁行业与装备制造行业的协同创新，进一步完善关键技术装备攻坚体制机制建设，着力打通各方之间的限制性环节，营造互动、互助、互促、互惠的良性循环新格局，形成突破“瓶颈”的合力，打造关键技术装备创新新生态。在进行创新时，可以让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介入，从而起到控制、防范、降低风险的目的。
作为钢铁企业，我们要在保障充分的研发投入的前提下，围绕前沿布局科技研发项目；以高质量钢铁生态圈建设推进自主创新、协同创新；以机制的优化汇聚建设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队伍等措施来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具体来说，我们要加强材料基础研究和夹杂物控制、洁净钢冶炼等关键工艺技术研发，从应用角度出发开展腐蚀、疲劳等服役性能研究，同时要大力采用国产化的新技术、新装备。相信经过3~5年，甚至7~8年的努力，采用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一定能突破这些瓶颈，攻克这些难题。
何文波：
高祥明代表提到了共同推进冶金装备技术创新的“富拉尔基共识”，认为通过对行业内外技术创新力量的有效协调和组织，现存的很多关键技术问题都可能在未来的七、八年内获得突破得以解决，这是个很有信心的判断。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钢铁行业要带头，要走在前列，决不能拖后腿，钢铁行业有这个能力。
《中国冶金报》记者：钢铁企业怎样通过协同创新实现由材料的提供者到产品服务商的转变？
张志祥：
“富拉尔基共识”，实际上就是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举个例子：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农业跟钢铁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去年8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关于节约粮食的批示。全国人大做了一个调研，中国将近20%的谷物在从农田到餐桌的过程中损失或浪费。其中，很多过程都与我们钢铁有关系，如收割过程中，国产的收割机收割的损失是4%~5%。收割机性能不好的部分原因是零部件不好，如国产的轴承、液压件不好等。由此我就体会到，钢铁要做的事还是非常多的。
建龙接手哈轴后，把哈轴和北满特钢联合起来可以快速高效地解决一些问题。北满特钢现在对国际高端的轴承企业基本都有供货。我最深的体会就是钢铁企业对下游产业的理解有很大差距。比如，如果从钢铁生产的角度看，我们把轴承钢的氧含量控制在5ppm就很好了，这似乎很重要，但实际上每一个客户、每一个产品要解决的问题是很综合的，但我们有时候不能理解。对此，我们就把航天轴承、高铁轴承、精密轴承、机床精密轴承、机器人轴承、农机轴承作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因为这些轴承的国产比重相对较少，主要依靠进口。这6个主攻方向也是哈轴的强项，一些已经国家立项攻关。由此可见上下游之间的联动的重要性：通过联动，可以使创新的进程大幅加快，可以使创新研发的方向和目标更加明确。只要目标和方向明确了，创新就成功了一半。钢铁行业可以适当地往下游延伸，不是为了做量，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下游到底需要什么，这个非常有必要。
何文波：
在技术创新方面，总体上看，目前为止国有企业的力量和作用更强一些更大一些。但中国的民营钢铁企业在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建龙集团在张志祥董事长的领导下，不仅在行业布局和产业重组方面对全行业的贡献很大，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布局和投入这些年也有了巨大的进展，在诸如低碳冶金等前沿技术领域也走在了行业前列，对此我非常钦佩。如果我们的企业家都把技术创新真正放在了第一位，中国钢铁就像张志祥代表说的那样，就大有希望，就大有机会。
《中国冶金报》记者：钢铁行业在构建创新产业链生态圈中，怎样“育主体”、“建模式”、“造环境”？
李世平：
协同创新一定是一个体系，并且是一个开放的协同创新体系。中国钢铁走到现在，大家应该统一思想，在建设一个开放的协同创新平台上要有所突破，单枪匹马很难赢得这场转型之路。钢铁行业实际上已经搭了一个平台，很多的上下游企业都已经加入了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应该成为各路英豪的竞技场、优秀品牌的诞生地，也是我们创新变革的试验田。
在“育主体”方面，产业链协同创新的主体应该从企业层面、项目层面、人的层面3个维度来看：钢铁行业产业链协同创新主体是这个产业链上的企业，钢铁企业要全力以赴。另外，应该有一些项目主体，对重大的材料、重大的设备进行攻关等。还有一个主体应该是人，通过专家组评审，确定行业领军人物，带动、引领创新。
在“建模式”方面，可以针对行业的重大项目推进、重大装备和技术改进等成立单独的机构，明确各单位、各部门职责。重大课题可以采用“揭榜制、赛马制”的方法，集中力量，使之快速攻关。另外，还要善于利用互联网，用好全球资源，与国际同步。
钢铁行业在构建创新产业链生态圈中，“造环境”仍然面临较大挑战。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和2035远景目标，未来的钢铁业务，不仅从产品技术、装备技术上，更应该从管理上有新的突破。比如产业数字化以后，会给钢铁带来巨大变化，颠覆我们原来对钢铁的理解。在“造环境”中，我们要思考，作为钢铁业，国家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干的怎么样？要让大家明白，技术的创新，是为了在回报社会、回报员工的同时，也得到员工和社会的认同。
何文波：
李世平代表今天重点谈了有关如何“育主体、建机制、造环境”的问题，这是行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建设的大问题，并特别强调了一定要坚持开放的原则，并建议尽快在钢铁行业重大技术攻关和基础研究方面实施“揭榜制”，认为行业协会在此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协会应该认真研究李世平代表的意见，尽快拿出具体的办法，也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
《中国冶金报》记者：钢铁行业在攻克“卡脖子”材料核心技术中应该做什么？
朱小坤：
2020年天工生产的粉末冶金被国家工信部纳入“卡脖子”重点攻关项目，并肯定了天工成功打破粉末冶金“卡脖子”关键技术国际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成绩。目前，天工成为国内唯一掌握粉末冶金规模化生产技术的企业，出口美国的粉末工模具钢不加任何关税。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但特殊钢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很多高端产品生产技术仍被国际垄断，“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有很多，这也是我国钢铁行业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痛点。为了找准攻关方向，天工国际每年都要到海关有关部门查看产品进口数据，并进行分析。
结合推进产业链协同创新，我认为，中国制造业应彻底结束同质化竞争、追求利润和效益最大化的时代，转向追求技术含量和不可替代，这不仅仅是我国制造强国战略要求，也是中国制造引领世界行业发展的关键。为此我建议：国家相关部门要狠下一条心，聚焦先进制造业集群主攻“卡脖子”关键技术，加大支持企业打破国际“卡脖子”关键技术的力度，为项目攻关创造有利条件。我们企业自己要主动担当作为。尽管我们在市场上可能是竞争关系，但我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协同合作，将我们各自的优势凝聚到一起，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希望行业协会牵头，联合产学研各方资源，构建不同领域技术人员培训机制；同时积极呼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专项鼓励类政策和特别奖励，加大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倒逼企业走高端生产之路；行业协会、国家部门要不定期公布各行业“卡脖子”技术和仍依赖进口的产品信息，作为产品转型指导。
何文波：
朱小坤代表上次两会就专门谈了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的问题。作为一家特钢企业，每年都认真研究海关的进口信息，研究和分析中国所需的关键材料到底还有什么不能生产，选定方向和题目，全力以赴去攻关，每年都有新的突破。中国就是需要一批这样的企业，真正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中国钢铁随着中国经济一起，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大部分问题还是总量问题，规模问题，我们行业力量应该尽快转到优化结构和品种质量上来，国家从政策导向上要坚决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无论中国将来的市场有多大，集中度有多高，总是需要一些在专业领域内有独特能力的，以高技术为特征，聚焦于“专精特新”的钢铁企业，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体内也是如此。在导向上，永远要鼓励那些先行者，我们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创立这样的政策体系。要在现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在国家层面建立重大课题，运用国家力量，运用举国体制，解决重大问题，这样才能更广泛地调动和组织业内外的力量。协会要认真研究搞好技术创新，国家要做什么，行业要做什么，企业要做什么。要研究透、组织好。
《中国冶金报》记者：钢铁行业创新生态圈建立后如何发挥协同创新效能？
赵继：
中国钢铁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做到了面向未来。在中国工业的众多门类里边，钢铁是最有可能实现强国的领域之一。
中国政府已经向世界庄严承诺，在2030年之前要实现碳达峰，2060年要实现碳中和。钢铁工业当然也包括钢铁工业以外的一些流程工业，都要担当责任，履行义务，作出贡献。实现这个目标，还是要靠创新驱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推动行业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与之前我们常说的产学研结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机制上有变化，它的协同或者融通的紧密度更加密切，目标更加明确，就是围绕一些未来可能引领钢铁行业发展的变革性技术、共性的关键技术和一些“卡脖子”的技术展开合作。高校在创新中有自己的强项和特色，也有短板。高校的强项是更超前、更基础，学科更交叉、综合。短板是产业化不足，而产业化正好可以依靠企业。
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构建协同创新的机制，主要是建立好利益分享机制和投入机制，营造协同创新的氛围，汇聚创新资源，从局部取得突破，积小胜为大胜，从而在一些关键领域，特别是将来一些重大的变革性、引领性、共性关键技术上，实现行业共享和创新发展。创新不仅仅包括科技创新，这里还包括后备人才培训，青年人才培养。高校在协同创新当中，还承担着协同育人的使命和责任。中国钢铁工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关键还是靠人才。人才培养绝不是高校一家的事情，要在开放的、发展的、创新的、协同合作的环境下，培养创新人才。
总之，在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如何发挥协同创新的效能，是一篇大文章。行业协会可以大有作为。要抓住一些共性的关键技术，尽量避免小区域性的局部竞争，要实现大范围的联合合作和协同。
何文波：
赵继委员强调了协同创新的重要性，而且特别提到要在机制创新上下功夫，要比一般意义上的产学研结合更进一步。在这方面东北大学本身就特别重视，有很多创新的做法，而且很有成效，在行业内也有较大的影响。正如赵继委员所言，协同创新是一篇大文章，我们共同做好这篇大文章。经过几十年的创新历程，影响钢铁发展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都会涉及到如何解决理论上的、机理性的，甚至是基础科学方面的问题，在这些领域大学是有优势的，在这个意义上，在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前提下，大学要成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特别是在一些基础共性的问题上，高校的视野会更宽。赵继委员还提到了冶金人才培养、继续教育的问题，这都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大问题。东大在更新和重建知识体系、如何构建新冶金学，如何完善新的教材和教学体系上都做了长期的很有意义的基础工作。可以看到，大学无论在前沿技术领域还是在基础教育领域，都将为行业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冶金报》记者：如何通过协同创新促进攀西钒钛资源高效利用？
孙朝晖：
攀钢是世界上最大的钒产品、中国最大的铁路用钢和中国最大的钛原料供应基地。攀钢目前已经制定了第三代技术体系和“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现在正在实施中。
钛及钛合金的使用量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钒钛高端材料的生产和应用，是强国、强军的关键技术之一。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是一个国家级的试验区，也是我们国家一个重要的战略资源富集区，但是钛材料的巨大应用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比如高端海绵钛产品的工艺可控性还有待提高，高端钛合金仍然缺乏等。我曾建议国家建立一个健全的协同创新体制，以钒钛资源综合利用国家实验室为基础，建立钒钛新材料国家级钒钛研究院，最终的目的就是增强钒钛产业的原始创新动力，主要推动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钢铁研究总院以及宝泰集团、北京理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在内的钛及钛合金的应用和使用的单位，参与联合攻关。
何文波：
孙朝晖委员长期从事钒钛材料领域的研究工作，对此谈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和见解，也指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未来发展前景。钢铁行业确实应该加强在一些中国有独特优势的专业领域的研究和投入，也就是我谈到的不能总是在讨论规模问题。就钒钛专业领域来看，如何把我们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转化为材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其结果就是转化成国防优势，提升国家竞争力。攀钢为此做了多年努力，付出很多，进步也很大，但还有很大潜力、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如何在全行业、特别是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推进此项工作，有很多文章可做。
